宁波珍爱网:这样的爱,怎能忘记

【宁波珍爱网】[出国在线] 席茜，1989年自上海某大学转学至美国一所知名的女子 学院，取得学士学位。回国前在加州某投资咨询公司就职，曾在纽约、伦敦等地作过多项培训。回国后与朋友自创公司，担任重要职务。

我们在酒吧相逢，原来清瘦的她丰满多了。她的钢琴弹得非常好，在女校令周围的中国学生倾倒。我们一起回忆在上海的校园生活，记得她的功课很好，英文发音特别准确。人很柔媚，且颇具高雅气质。她追求者很多，只是个子比较高，她自己说去了美国后这一点反而成了一点小障碍。她介绍说从美国那所女校毕业后，她等了不到半年，终于得到一份如愿以偿的工作，起薪一点不比赴华尔街的同学们差，三万五一年。



我很好奇她在女校和美国旧金山的生活。







求学美国女子学院





她说，女校的校舍多很别致。小到只能住下十来个人的双层小洋楼，大到能容几百人被戏称为“医院病房”的四层楼房。她住的粉楼是幢二层的红砖房，从另一侧望去，它的一侧是白颜色的。除了这一点白，粉楼并无什么太特别的外观，在她出生的城市也能找到不少这样的红砖筒子楼，上面也可能爬着碧绿碧绿的常青藤。在女校的校报上，有人就写过：“环绕我们的女校有几所常青藤大学,那里的男生看到这样的小楼，既感到亲切，又非常地好奇。”其实宿舍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，地上放个FUTON(一种可作沙发的带褥子的床，有些像我们中学体育课上用的运动垫子。)条件好些的学生，买个支架，futon不用的时候，三折四折，就翻成了一张沙发。



11月是新英格兰的深秋，红叶尚有一部分随风萧瑟地抖着，欧·亨利小说中的*后一片绿叶在屋角那边立着。可远山已是一片灰色。幸而美国的草地永远是绿的，令初冬并无太多颓败的气息。席茜关上秋天里始终开着的那扇右窗，决定不再打开。楼里静静地，快大考了，不上图书馆或实验室的学生，也都开始温习起功课了。这时不到一两点，是少有房间会熄灯的。因她在女校是头一学期，本当有个室友，但她始终没见过她。听人议论起她是美国国会现任一位众议员的女儿，还没报到就生了病，所以还在中部家里养着呐。当然女校为她保留了学籍。



席茜喜欢从*后一次考试温习起，是初级微观经济学，厚厚一大本的书，并不太可怕，字大且稀疏，只有图示。教授讲课时较有条理，她的笔记凑合还跟得下来。亚裔学生她不敢给他们打保证，但起码中国人学经济，初级、中级，一点就通。女校曾出过一个非常出色的华裔学生，功课好，有口才，被选为校学生会SGA的主席。毕业后还常回校开董事会议。毕业后她巧遇这个女孩儿，高挑的个儿，颧骨也高高的。说她白天在克林顿政府新成立的一个什么社区服务委员会供职，晚上到佐治城念法学院。就是她，也许是因为完全美国化了的原因，竟然考不好经济学的课程。一次派对上，她眉飞色舞地向新同学传授她的经济考试经验：



“碰到经济课教授考我们推因果关系，比如我认为是先有了A，才有了B，但往往答案是先B后A。以后我找到决窍。每遇考经济，我都带上草稿纸，把自己认为的推论写在上面，再把答案反过来答到考卷上，就答对了。”



美国学生真是太可爱了。可能是席茜过去受的辩证法的训练，她自个儿觉得逻辑概念还比较强。虽然社会学多种因素究竟是谁去影响，谁又被影响，挺难说的，但用我们的逻辑推导的结论竟往往同教授的～致。也算不可思议吧。



女校处处如一个童话世界，但置身其中的压力又是真实存在的。



她觉着，文科学生到了美国，真正沟通的困难还在一些概念的理解上。有人总结说，*简单的办法是把在国内学到的一切掏空，呕吐干净，再重新接受这里传授的一切。可即便愿意这样做，又只能等到发现新教授的与已学的产生强烈矛盾冲突时，才明白过来什么可以吐掉了。因为升中学、升大学的考试时，我们背熟了辩证法、一分为二，背熟了人类社会由低到高级阶段的发展，所以当课堂上教授讲解了古希腊的繁荣与民主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、雅典的衰落之后，发问道：



“这是不是先验了一个事实，即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周期式的循环。”有个中国同学喜欢跟她把马克思主义螺旋式上升理论相比较，能感受两种教育的冲突。



很快，席茜已在纽约渡过她在美国的*个长长的夏天。听说那时别的中国同学，有去欧洲看望父母的，有留在学校附近小镇休息的，更多的是下到美国各个城市或亲戚、或朋友家度假。她有许多的表哥表姐分散在美国各地，每到假期，她就在美国各地到处走走看看。



女校以前收过若干像席茜这样转学来的中国学生，她们都在毕业后考上常青藤大学或加大伯克利分校作博士研究生，应当说给女校挣足了面子。不过不知为什么，女校还是希望自己的毕业生得到本校从头至尾的熏陶，所以也有不少外国学生在本国已上了一两年大学，又在女校从头读起。父亲替席茜选择这所女子学院，当然因为它是本科文理学院中居前十名的大学，离他工作的波士顿不远，通过助学金与教育贷款，落在他身上的负担，也就剩下不多了。



席茜毕业不久后幸运地被某公司挑上作为期两年的培训，结束后，在他们那个咨询行业等于被承认具有硕士资格的水平。一开始，只是早九晚五的工作，有点儿平淡无奇。有时下午会发困，同事之间就会互相走动，说说不着边际的闲话。有时办公室外比较吵，席茜会关上门，安静地整理一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等报告。



经过两年在各部门的培训，她被派往伦敦，那里是他们公司在亚太区的总部。公司的设想是一旦在中国建立办事处，派到中国工作的人员里面一定会有她。她把在美国时买的家具、跑车都存在加州的仓库里。一年以后，公司又把发展重点放在了印度，短期内她回中国工作的愿望是得不到实现了。她又转回加州工作。





男友





席茜在赴美前，有个一直不错的男友，他们是初恋。女校读书时，她一直希望他能考托福和GRE后也到美国上学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了。因为回去看望他及自己的父母，她没能如周围朋友那么轻易地取得绿卡，差点失去机会。幸而，她所在公司委托律师帮她申请了工作签证及*居留权。



努力了很多年后，看起来与对方只有失之交臂了。后来，席茜对一个一直对自己很不错的男人动了心，他听她弹过很多次钢琴，很欣赏她。她认为不只是他年纪长她一些，因为从语言学习到吃饭的学问，他都掌握得特别丰富。然而对于结婚，席茜则十分犹豫。他说他的父母想孙子都想疯了。老觉着他多大岁数了似的。开始说是个中国人就行，后来便来信暗示只要是女的就行。她去伦敦回来后，听他说有个女孩对他真的很好，事事依着他，就是吃饭的口味儿不大一样。席首和这个人还是和好了，但他们都已察觉见面时他们的魂儿经常游荡在身体之外，席茜的游离是因为有时还想抓点儿线索，那个人的游离则是一贯的、无所谓的，很可能是在逃避。



她读张爱玲：“生命是残酷的。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，怯怯的愿望，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”。张爱玲译《诗经》中“死生契阔，与子相悦；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称其“是一首悲哀的诗，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”。意识到人生的不如意，而仍然肯定、依恋、执着于这份人世情。席茜怕自己是一个渴望爱的灵魂，漂过太平洋，直到人们都说世界上*有希望的国度,却仍然找不到归宿。



而美国，不过是另一个现实的世界。不少人开始相信赚钱，自己赚或者嫁一个会赚钱的男人。他们甚至把不喜欢美国的中国人都特别地看低些：没本事挣钱养家，反抱怨美国人活得没精神。没钱才活得没精神，百老汇、林肯艺术中心、国家歌剧院、买书、派对、招待会，只是，席茜去了那么多场合，她还是找不到感觉，尤其是各种招待会上，听起来大家好像都在说一种共同的语言，或寒暄、或问候、或品评新电影、或小议时政，她开始对美国人关注的热点越来越有兴趣，另一方面更急迫地感到要尽快地打下一定的社会基础。



有个真实的玩笑，是说一个男孩子交过若干女朋友，每次都很乐意地辅导她们笑语，帮她排队领托福报名表，直至签证前夜为她到领事馆排队。玩笑是他被戏称为“出国培训班”。玩笑还有一层含义，暗示上海的女孩子跑到国外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其实我所熟悉的上海女孩子大多很重感情，甚至与一般的痴情没有分别。按地域差别给男人女人贴标，往往只取得了表面的特征，而忽略了人性的本质时常惊人得相似。





回到了北京





她来到了北京。



很多朋友都见过席茜和她的丈夫，也就是席茜初恋的朋友。似乎这俩人也爱凑上一帮朋友吃饭，然后上酒吧听爵士乐。他们都非常热爱音乐，在大学时他们就是学校乐队的。他弹钢琴，她吹长号。由于从小的音乐训练和天赋，席茜有着非常灵的耳朵：一首乐曲，她一听，就能立即分辨各类乐器的和声。80年代中期创作歌曲还不多，很多年轻人迷恋港台的流行歌曲。他们的乐队时常在外面演出，还去过远郊。那时的他们精力旺盛，广受欢迎，是不寻常的勤工助学之道。无怪那时他俩深深地相爱。



然而，他们又都待在同一个城市，却毕竟可能隔着些障碍。开始他们必须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出去。后来一次，别人都走了，他们慢慢聊着，说的话，仿佛都化在了饭后的咖啡里，不只因为她有点儿累。他挑了这地方是因为餐厅老板择址市中心，却能闹中取静。放的音乐时而间杂些爵士风格的乐曲，墙壁四周贴着从各处拾来的西欧招贴画，食物半中半西，价格还好，不收服务费，不算花账(即不多算钱)，还一般都把零头去掉。



她向我回忆说，刚回上海，去北京前，她总是下意识地就到了他们常去的地方，哪怕只去过一次，她也记得一清二楚。就在他们吃饭处不远，东南方向有个小巷，入夜巷内点点霓虹，远处星星黯然无光，一如江南破败的柳巷。然而巷子里的一家家酒馆是*接纳“流落”异乡的外国人和外地人。这是某周四的晚上，已经入夏，初夏与仲夏所不同的是热度，尚无烦燥不安的因子。菲律宾乐队演奏的是流行音乐，席茜了解这不是他们十分感兴趣的音乐。他的眼睛有些湿润，一直瞟着斜上方的电视，不用看席茜也知道播放的一定是足球赛。她叫了一声他，“我还好看吗？”“好看”，那双大眼睛注视着她，很久以来*次，专注地、长久地、柔情地。笑了，熟悉的、略带害羞的笑，他们的脸贴得很近。也许在此刻，他们俩真正和好了吧。



我去拜访过她的家，是她父亲单位分的一套房子，在扬浦区。她给我讲邻居们如何模仿他先生设计的那个吧台，让我想起“惜福”这两个字。



我们一起去餐馆吃饭，吃完她还点了一份带回家。“我要是不给他准备吃的，他会生气的。”她的手机响了，显然是他打来的。她的语调很甜蜜。



他们卧室里，淡黄色作底的被褥上撒着零星的毋忘我花的图案，床头墙上是她的一张大的黑白色艺术照,眉毛描得很细，眼角上翘，双眼皮因为两眼低垂变得很不明显，但脸颊被光修饰得十分柔和，一点看不出她本来像小孩似的略尖的下巴，摄影师给了她一个鹅蛋形的脸，并让人疑惑她张大眼睛后会有怎样美丽的一双眼睛！





工作





星期一的公司很安静，合资公司的外方老板还没到，但席茜的朋友已经到了。这是一个公关公司，专门帮各类客户出点子，树立所谓企业形象，听说完全外资的还不让搞，所以席茜小时候的邻居瞅了个空子，帮国内一大广告公司与美国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牵上了线，并且与人一道疏通了各种关系，两年前就已名正言顺地开始赚钱了。他自己也在里面挂了副经理的职位，倒还常来。



一年多前，席茜无意中向他感叹在北京很难找到半时的工作，联系过的、外企都要求全时，她觉得自己不值得为几千块钱把所有时间都搭进去，要能找个半时，一是有更多自己的时间，二是避免白白地给老板加班儿。



“那你来我们这儿吧。你出去这么多年，见识多，光电视广告就比我们所有人看得都多。我是副总，只能决定中方的，工资不会太高，但也低不了，你作策划吧。”



他过了两天，就给席茜打电话，“我跟他们说好了，你不用管具体客户的账户，那样肯定得全时，但谁要忙不过来了，请假了之类的，你就帮他们一下。另外，新业务部比较缺人，你有空就去拜访拜访潜在的客户，吹吹咱们公司，这不一定会有多大成果，但省得你老坐办公室了。”



席茜很高兴。



电脑换新的了，都是多媒体的，她煞有介势地取了张《阿甘正传》的光盘影碟，塞入计算机的光驱里，汤姆汉克斯扮演的阿甘呆头弹脑的样子*清晰可见，据说计算机清晰度横向为一千线，纵向为六百线，而普通电视横竖只有三百线。真太好了，她又多了一条喜欢这家公司的理由，其它还有过厅里摆出几溜沙发，开辟了一条“咖啡走廊”，公司订了美联社的经济新闻，其实不止经济类报导什么都可以查到。



还有公司的很多同事，开朗、热情、女孩儿虽多，之间相处得很好，有一两个，她甚至能告诉她们自己心里的秘密。按日程安排她本来一回来就要与新业务部经理同飞广州的，但他已先行一步，她自认她就没必要再随后去了。后来她才知道，他与人事经理一同去处理广州分公司去审核那边的职工合同去了。



虽然挣得不多，又是半时，席富还是计划了为公司每一位女同事带了点小化妆品。她这次特意多买了几套化妆品，有CD、雅诗兰黛、Cliniaue、还有Lancom。



当一个社会越来越趋向于规律，对多数人来说未必不是好事：他们会发现自己只要规规矩矩地读完大学，干几年工作，把积蓄用来读商学院、法学院或是医学院，就能成为一名佼佼者：公司经理、律师以及医生或是心理医生，后两者还需要些专业兴趣及特殊技能，而前两者则几乎是人人可为。她也认识不想从事这些职业的美国知识分子，他们也许以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论文得到英美文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等科目的奖学金，取得博士学位，然后申请到各大学去教书。在美国，没有博士学位一般是申请不到大学里的助理教授职务。而有的科目，全美各地一年仅有十几个留下来的空缺。想象一下吧，已成为教授的很少离开学院，要离开本校也是换到另外的学校去了。就算某校某专业的正教授退休了，同时该校的助理教授没升上去，所以该校该专业可能当年有十余名博士生毕业，就算几个外国学生回本国发展了，有的去公司就职了(一般除了研究所，谁需要文科博士生呢？)，这样至少还会剩下八九个希望任教大学的毕业生。故而说这是个竞争极端激烈的领域。这个世界到处都在较着劲，没人比自己的心眼儿是不是*好，只是在比收入、比住房、比汽车、比时髦、比所谓的现代化，比留在国外好，还是回国好？比出不出去好。许多在1992年、1993年间奇迹般地发了大财的人，又是不是庆幸自己多亏没出国？



有种结论说回来的人都是国外呆不下去的。席茜体会是：在哪儿都可能碰上幸福和悲哀，在哪儿都不可避免。





尾声





席茜引用了一段英文，翻过来是说：



爱情非常微妙(tricky)。它既不世俗，也不平常。你永远不会习惯它。你必须跟着它走，然后让它跟着你行。你永远不能犹豫。它像潮汐般推动着你，将你卷入大海，又将你放回沙滩。今天挣扎着的痛苦正是进入天堂的那一步的基础。你可以跑着躲开它，但你不能对爱说“不”。